人流是從早晨5點開始聚集的。清晨,他們從周邊的小區和旅店走出來,從北京市的街邊和小鋪走出來,扎進動物園服裝批發住商市場的幾棟高樓里,人們更習慣簡稱這兒為“動批”。
  北京“動批”是尚在沉睡中的城市最早蘇醒的神經。在幾條並不寬的馬路上,叫賣聲、拉客聲、汽車鳴笛聲和手室內設計推車與凹凸不平的地面摩擦的聲音一同灌入耳朵,讓“動批”絕不僅僅只在視覺上顯得“亂”。
  這種“亂”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二環三環之間已經存在了至少27年,成為這個臃腫的特大型城市的一部分。當這座城市對於區域規劃和產業升級的追求日趨強烈時,昔日活躍在市中心的批發市場不得不面租辦公室臨外遷的終極命運。
  在12月23日開幕的北京市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市委書記郭金龍說,人口無序過快增長、大氣污染、交通擁堵、部分地區環境債務整合髒亂、違法建設等問題,已嚴重影響到北京的可持續發展,影響首都形象和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必須痛下決心進行治理。
  這種治理包括“加快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商務中心資源環境要求的產業,繼續淘汰高耗能企業、一般加工業企業和服裝、建材、小商品等批發市場。”北京市市長王安順同樣表示,“對一些服裝市場、小商品市場、建材市場等聚集人口過多的業態,要加大從中心區調整退出力度。”
  這條消息讓王維平很興奮,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也是深受批發市場之擾的居民。據他調查,北京東西城區的小商品市場吸納了20萬外來人口,外遷能減輕中心城區資源、環境、交通的負擔。
  但對於這“20萬”外來人口和背後的家庭,以及他們依附的商城投資經營者來說,外遷並不是一件“痛快事”。
  真的要搬了?
  這一輪關於“動批”外遷的消息最早由一家媒體披露,他們稱通過內部獲得的報告顯示,北京北展地區建設指揮部11月中旬向有關部門報告,“動批”已經不適應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發展需求,建議外遷。
  北京北展地區建設指揮部是西城區人民政府剛剛成立的機構,由副區長孫碩擔任總指揮,西城區地方稅務局局長李玉慶擔任常務副指揮。這個在地圖上還無法搜到的機構專門負責西城區的產業升級改造。“動批”的直接主管——展覽路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說,“現在‘動批’的事情全部由指揮部統籌”。
  在“動批”附近的某賓館6樓,一塊寫有“北京北展地區建設指揮部”的黃底紅字牌子掛在樓道里,並不起眼。幾間辦公室由於剛剛結束的搬家而有些凌亂,每間辦公室的牆上都掛著一幅河北省的行政區劃地圖,中間是被包圍的北京市。
  “北京市政府、區政府沒有通過任何官方途徑發佈過‘動批’要搬遷的信息,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我們也在核實是哪個部門透露的消息。”北展地區建設指揮部辦公室主任郭乃文說,自己並未聽說過上述報告。
  “動批”所屬的展覽路街道也無法給出肯定的答覆。“產業升級的安排肯定有,但‘動批’外遷與否和具體的時間表還不能確定,”展覽路街道辦事處宣傳部劉淑華科長說,“這其中有很多實際工作的問題有待解決,需要時間來規劃。”
  12月24日,北京市規劃委確認,北京已啟動“動批”、大紅門、十里河、新發地等4大商業交通堵點治理的前期工作,並已開始對本市100多個小商品零售市場的整治和外遷研究。“動批”最終要遷出中心城區,但遷到哪裡,京郊還是河北,尚無確切消息。
  “哪能說走就走”
  在北京,一提到“動物園”,除了它本身的含義之外,也指一片由10個左右商城組成的服裝批發市場。逐漸積攢起來的人氣兒給這裡貼上了熱門景點的標簽。像一塊鑲嵌在北京二、三環之間的磁鐵,“動批”吸引著周圍的買賣人和游客。從最初的地攤、鐵皮大棚,到後來的“退路進廳”,“動批”經歷了幾次變遷,但熙熙攘攘的熱鬧景象卻一直沒變。
  陝西榆林的店主蔣磊又來“動批”“補貨”了。這已經是這個月的第四次,他帶著黑色的大號塑料袋和手推車,往返於榆林和北京之間。“西安也有服裝批發市場,但絕大多數店主都去那裡上貨,再好的衣服又咋樣?”就像“星期八服飾”的店名一樣,蔣磊的衣服要走差異化路線。29歲的他每周都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來到北京,從“動批”帶走100多件衣服,留下2萬多元錢。
  “補3條上次的裙子,729拿4件。”蔣磊熟稔衣服的貨號,在長久維持的買賣中,他與“動批”商鋪的導購保持著微妙的關係。“你不能全聽她們跟你說怎麼搭配好賣,但跟她們搞好關係就可以通過微信知道些動態。”
  在“動批”的買賣生態圈裡,幾乎所有的導購穿著的衣服都掛著弔牌——這些年輕的姑娘既要拉攏客人,又身兼模特。因為不允許試衣服,買家會參考導購的穿衣效果。顏色艷麗的衣服包裹著她們的身體,臉上撲了一層厚厚的妝,她們對來往的人群或熱情或機械地喊著“到裡邊來看看吧!”
  遇到熟悉的老主顧,她們會親切地攀談幾句題外話,之後迅速找出買家需要的衣服,麻利地為它們穿上塑料包裝,扔在門口等待一起打包。一單生意即將結束,她們拿出單子寫下貨號、單價和數量,計算器和賬本一同被貼在硬紙板上,手指飛快地摁出總價,交錢拿貨,買家的手推車上又多了一個大袋子。
  儘管人聲喧闐,但一筆又一筆的買賣,就在買方和賣方達成的巧妙默契中,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尤其是每一天的上午,導購姑娘們忙得像陀螺:招徠生意、應對顧客、算賬結賬。從早晨6點開門迎客到中午片刻休息,她們擠在狹窄的商鋪內吃午飯。地上鋪著報紙,報紙上放一個馬扎,馬扎上是麻辣燙、炸串、牛肉麵或是其他一些便於買到的食物。她們蹲在一旁,一邊往嘴裡送食物,一邊盯著門前偶爾路過的客人,尋找兜售機會。
  幾乎所有店鋪的門口都貼著“招導購”的牌子,他們的月工資平均水平大約在3000元,也有極其出色的導購能拿到1萬多元,沒有周末休息,只有一個月一天的公休。他們大多租住在周圍的小區。
  “我不會搬,這裡面大多數人都不會跟著走。”幾位導購正聚在一起討論“動批”外遷的新聞。“誰會為了一件衣服跑那麼遠去買?”
  “搬走?”蔣磊愣了一下,“搬走了,你還會去嗎?”他停頓了一會兒,只回答了三個字,“不知道。”
  像蔣磊一樣吃驚的還有金開利德服裝市場有限公司(簡稱金開利德)主管經營的副總經理楊鍇。“動批”的幾家服裝市場的管理者均未收到“動批”要外遷的書面或口頭通知。
  楊鍇擔心的是如果搬到其他地方,沒有如今的商業氛圍,“‘動批’已經形成一個品牌,得到了消費者的認可。”楊鍇說,“動批”在客流的高峰期能達到10萬人,“這些客流肯定會帶來消費。”
  金開利德辦公室主任於建西說,“自己搬個家,還不能說搬就搬呢,何況這麼大的市場,從業人員、商城、商戶都怎麼辦?”
  “我們三年前花了8.8億元買下這家公司的大股權,產權50年。現在市值起碼翻了一番,要搬去的地方有沒有這個價值?”於建西說,“舉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例子,我們剛剛安裝了一批監控設備,有30%的尾款沒有付完,施工方剛剛還打電話問我們,是不是要搬走了。我們合同上的保修期是三年,如果真要搬,拆裝、維護的費用增加了我們雙方的負擔。”
  據他介紹,分散在金開利德的2000家商鋪,少則投資20萬元,而在“動批”面積更大的市場,每家商鋪的投資都是上百萬元的。這些商鋪有些買斷了20年的經營權,有些則付了一兩年的租金。
  楊鍇在“動批”已經活躍了十幾年,他還記得第一次來這買衣服的情景,“便宜!買了一條褲子才5元錢,白底兒有紅色邊,當時覺得特時尚。”那時的他還在中專讀書,一個月的獎學金有十幾塊,對於窮學生來說,“動批”是他們青春期里的美好回憶。
  金開利德更希望“動批”在原有基礎上進行產業升級,做批發市場的一、二線品牌。“新開了那麼多店,無序的狀態,一是加強了我們的競爭,二是確實對周圍環境產生很大的影響。”於建西坦陳,每到過年,“‘動批’像水洗了一樣,沒人。”但每逢五一、十一,地鐵四號線的動物園站常常因為人太多而甩站不停車。
  儘管同樣忍受著人口膨脹的壓力,楊鍇還是不願搬走,“新地方如果沒有人去就是一潭死水,就怕最後形成一個泡沫,‘啪’一下就碎了。”
  北京需要怎樣的產業升級
  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維平說,市政府已經下定決心外遷這些批發市場了。他家就住在天意小商品批發市場的周圍,“晚上6點前不敢回家,太擁堵,白天車也開不出來,停車位被小商販的車占滿。”他所在的小區有一半被批發市場里的商販租住,“人貨混居,他們又經常在夜裡上貨,帶來了消防、治安的隱患,而且擾民。這個小區與一牆之隔的小區的二手房相比,每平方米整整低了1萬元。”
  在王維平看來,這些低端產業、低端商品gn 北京市的規劃性質不符。核心市區人口過於稠密,造成嚴重的城市病,交通、住房、上學、就醫、資源和環境都難以承受巨量人口帶來的挑戰。“東西城區政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疏解了10多萬本地戶籍人口,又被外來的20萬人口填充了,區里上交市裡的報告顯示,相關從業的外來人口有37萬。”
  王維平感嘆,再不外遷,就要遷都了。“就像核心城區不能建鋼廠、水泥廠一樣,批發市場的業態不適合在核心城區。”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舸同樣贊成“動批”外遷,“每個區域適宜發展的產業不同,核心城區不應該有大型人流、物流密集的產業,外遷符合城市規劃,使其更優化、更協調。北京目前的這類產業過度集中,周邊的省市沒有發展起來。”
  楊舸補充道,對於區縣政府而言,人口規劃不是唯一的目的,政府需要GDP,需要財政收入,所以要與企業和開發商溝通協調,“這個過程肯定是痛苦的。”
  “我認為不能把滿足低端需求的批發行業等同於低端行業,也不能因為它產生了一些負的外部性就把它和低端行業划上等號,這是不公平的。從這個角度上講,把遷出‘動批’定義為一種產業升級,帽子扣得大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經濟系主任林江說。“電商的崛起正在改變傳統批發和零售業態,也正在弱化既有的這些批發市場的優勢。在電商時代,批發零售行業對固定場所的依賴只會越來越少,遷離‘動批’的代價和成本已經不比從前,這可能是促成北京市最終決定遷出‘動批’的重要原因。”
  在林江看來,為城市發展制定一個“產業清單”,發揮對城市產業升級的指導作用,是很有意義的。清單的內容需要不斷調整,主要依據對產業外部性的評估。“動批”的正外部性在於帶來競爭效應,以及提供選擇便利;而負的外部性在於它造成的擁堵和混亂。只有在負外部性超過正外部性的情況下,才應當把它列入“負面清單”,限制其發展、引導其向外轉移。“把批發行業列入這個清單,對比測算是不是充足、民眾是不是支持,是有待商榷的。”林江說道。
  “幾個批發市場對北京整體經濟的影響不大。”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張帆教授表示,從產值、就業的角度看,所謂的“轉型成本”並不突出。但遷出批發市場牽扯到很多普通民眾的利益,形成決策之前應當充分征求意見、討論聽證。“‘動批’在商業業態上是個了不起的產物,其商品分類的細化程度在發達國家前所未見。支撐起‘動批’輝煌的力量,就是它背後規模驚人的需求。”
  雖然贊成‘動批’外遷,但楊舸更希望政府用經濟導向的手段來引導,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林江和張帆也持同樣的觀點,“‘引導’,就是‘動之以利’,要水到渠成,不能操之過急。”張帆說。
  (實習生李涼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報北京12月25日電  (原標題:“外遷”影響下的北京“動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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